在佔領狀態下，人們都會強調自己和這個地方有多麼的不自由（昆德拉抗議捷克人這種「強調態度」），保羅沙特卻說了一句相反的說話：「我們從來沒有像德國佔領時期那樣自由。」
這是《Paris Alive》的第一句，然後他開始自相矛盾地解釋道：
「我們已經失去了所有權利，最先一種是我們說話的權利。每一天他們都在當面羞辱我們，我們卻要管住自己的舌頭。他們大批地驅逐我們——工人們、猶太人、政治犯。無論何地——在圍牆上、在媒體前、在螢幕上——我們都發現自己骯髒和了無生氣的形象，是壓迫者故意給我們看的。正因為這一切，所以我們是自由的。
愈多納粹毒液滲入我們的思想，就愈多精確思想每每成為征服。
愈多無所不能的警察試圖強迫我們沉默，就愈多話語每每成為我們珍貴的原則聲明。
愈多我們被追捕，就愈多手勢每每成為我們一個個的約定。
頻繁的殘暴困境使我們掙扎，但同時使我們活着——沒有任何欺騙，赤裸裸的，置身這種撕裂和無法立足的處境，大可稱之為人的條件（la condition humaine）。」
沙特大抵的意思是：在未被佔領之前，這種「人的條件」其實一直被埋沒，相忘於日常生活狀態之中；直到納粹佔領後，法國才有機會前所未有地有如此大規模的人被迫墮入「人的條件」當中，被迫跟它面對面，沒得自欺下去，在「做番一個人」和「投敵」之間做抉擇，被它撕裂，重新感受到自我的赤裸——恰恰這些全都是呈現「人能自由」的契機。所以沙特才會說，從來沒有像佔領時期那樣自由過——自由是被壓迫出來的。
那麼，那些逃離佔領狀態的人，豈不是離開了一個更自由的法國？
一般人很少為自己做這種哲學上的區分。表面上他們在逃離一個不自由的地方，但實際裡他們可能只是在逃避那「人的條件」，逃避面對那份自由，設法使自己移居回到日常生活的相忘狀態，讓自己可以繼續自欺下去，說：「終於可以到外面呼吸自由的空氣了。」
有些人需要吸入自由的空氣維持生命，有些人則在窒息的環境中仍能呼出自由。
沙特在歌頌後者的自由。納粹想讓世人看看這些人是多麼的齷齪，法國人卻有自由證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，至少比那些投敵的人高貴。有時，可能會挫敗，在抉擇中退縮了，但他們比自欺者更優勝的地方是，他們是貼近「人的條件」而活，在如此艱難的困境底下，They're still alive。
說這些，不是否定離開。你有自由離開，也有自由留低，關鍵是你有沒有投靠自欺，藉着誇大不自由，來讓自己有理由逃避行使自由的自由，逃避一個真相：原來我沒有好好努力呼出過自由的空氣。
也即是說，到頭來可能是你窒息了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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